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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同玉委员:经历疫情救治,应规划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

发布日期:2020-05-25 04:3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“新冠肺炎疫情让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遭受了又一次巨大挑战。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一环,传染病医院是抗击疫情的核心阵地,但现阶段,其规模、布局和学科设置等都无法应对大规模疫情的爆发。”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,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对这次新冠疫情体会深刻,这次两会,他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尤其关注。他表示,对比“非典”和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数可以看到,当前,没有任何一个千万级人口规模的高密度城市,可以在以飞机、高铁为交通工具的人员高流动性背景下,为同类规模的疫情做好预先的“空间”准备。

朱同玉委员介绍,综合各地新冠肺炎病例救治的情况看,此次疫情暴露出我们的短板。一是我国缺少大体量的区域性应急医学中心和战略储备中心,难以有效应对突发大体量的公共卫生事件。全国范围内,传染病医院数量不少,但普遍规模较小、学科设置单一,床位数、医护人员数量、医疗设施等均相对有限,不能满足区域集中救治需要。若发生地震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,超大型城市只能通过建设方舱医院等临时机构应急,存在诸多安全隐患。

二是传染病医院生存艰难,综合性医院应对乏力,关键时刻难以承担传染病救治的应急任务。传染病医院常被戏称为“丐帮”,承担更多公益性任务,自身经济平衡能力弱,政府经济补偿更显不足;医护队伍职业风险较大,发展前景有限,地位不高、待遇偏低;而综合性医院机动能力和布局要求无法满足烈性传染病救治要求,应对乏力。

三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应急技术储备不足,难以有效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。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,需要一定规模的、覆盖可能出现的各类病原体的技术研发储备。若技术储备不足,在新发突发传染病爆发之际,一无有效技术可用、二无有效方案可循,只能采取经验治疗,严重影响救治效率和结果。

目前,我国结核、乙型肝炎、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,全球范围内,新发突发传染病每年都在发生(如SARS、禽流感、MERS、埃博拉、寨卡病毒、2019新冠状病毒等),已成为常态。

为有效、从容应对百年一遇大疫情的袭击,朱同玉委员这次建议,我们不但要有疾病预防体系建设的先手,也需要传染病救治体系完善的后手,需要规划布局建设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。

根据我国人口分布特点,为应对10万人级别的全国性疫情爆发,可按人口在全国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区规划约10家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,每个中心应具备3000-5000床的收治能力。其中,日常开放床位1000-2000张,用于“平”时临床诊疗。“战”时床位2000-3000张,可规划为应急床位,在疫情暴发时收治感染病例,无疫情时用于开展临床研究等;也可参照以色列等国家的模式,设计为地下医院,平时作为车库,战时迅速转化成病床。“平战”结合的应急医学中心在疫情爆发短时间内,即可收治大量病例,为其他医院床位腾挪赢得时间,将疫情的损失降到最低。

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应具备三大功能:一是区域范围内病例应急救治,在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大规模灾害事件发生后,提供紧急医疗救治,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;二是快速确认、鉴定病原体,为临床救治决策提供技术支持、为新发病原体可能导致的疫情提供早期预警;三是研发、创新预防、诊断、治疗技术,尤其是研究和储备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的技术。故,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应当同时具备快速机动、医学诊断、临床救治、创新研发等综合能力。

建设集生物与公共卫生安全保障、创新与知识创造、助推生物医药产业等功能于一体的“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”是当前迫切的需求,将显著提高传染病的防控和应对能力,在应急备战、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等多方面同步发挥价值和效益,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另一支“火箭军”。(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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